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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张庚在《国朝画徵录》里称查士标"与同里孙逸、汪之瑞、释弘仁称四大家"。在"新安四家"中，汪之瑞是 为纵情任性的一位，他的山水画创作对个人情感的抒发远大于对绘画技巧的追求，画面重写意而不求工细。汪之瑞与查士标交往 为密切，他们之间不仅有着深厚的同乡之谊，而且客居扬州时还经常聚首交流绘画艺术。在查士标的眼中，汪之瑞性情豪迈，特立独行，是类似于米芾一样的人物和颇有个性的画家。在存世至今的汪之瑞画作上，几乎每一幅作品上都有查士标的题跋，这些题跋既有对汪之瑞性格、绘画技巧的描述，又有对汪之瑞绘画观念的赏识与赞许。本文通过文献和绘画，勾勒了查士标与汪之瑞之间的交往过程，分析了他们二人在师法传统上的相似与画风观念上的不同。古代的用鼎制度分为殷、周两大文化系统。殷商文化系统是鼎的组合，呈偶数形式，表现出殷人追求对称美以及对女性的尊重。而周文化系统的礼器鼎的组合形式呈奇数，表现了周天子至高地位的形成，反映了周人的阴阳思想和等级意识。考古学文化的文化是文化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文化与文明、文化的品性、历史悠久与连绵不断、文化多元与文化中心、传统文化与文化走向等均属文化探讨之列。长江下游流域居东南广大地区，考古学家要梳理考古学文化谱系，揭示该区域文明起源与文明形成的标志，探索 的形成与发展，区分 的类别与实质，加强吴越文化研究；而探讨百越对华夏认同和对秦汉帝国形成起过什么作用，仍然是这一区域考古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值考古学家宿白先生9华诞之际，考古学界应当学习他治学与人的精神，为推进考古学的发展出应有的贡献。本文讨论了西周金文中的几个人名用字。义叔簋之，过去着录及文字编的释读皆欠妥当，其字可拆分为左右两部分，左旁从詹鄞鑫先生意见应是捪的表意初文，右旁为夕，整个字应该分析为从夕捪声，极有可能是为晨昏之昏所造的专字。保利艺术博物馆所藏两西周铜盨的器主之字写作，各种着录及文字编多误析为两字，本文首先肯定了其为一字应释作敢的意见，进而分析其形体下部为"弁"，是在甲骨文敢字基础上所作的变形音化。 讨论了盖铭多出的 字，认为是器主伯敢之名，从名字相因角度怀疑可读作击杀的击。清代《还魂记》评点本系列中有篇幅短小的评本，为明代鲜见。清初刻半园订本《还魂记定本》中的评点文字主要为改本解释，重点评述的是原作的舞台价值。省悟子评本为手批本，题于清光绪十二年同文局石印本《江都省悟子批点还魂记》。评本关注男女 间的情感世界和愁怨主题，并对可促进情节发展的宾白、唱词、关目出了评点。作为普通评家，其多数评语态度中庸而不偏执。华察是明代吏，但在书法史上并无名气，存世作品也十分罕见。在华氏旧藏家族文献中，非常难得地保存了华察的四件书作，可补史阙。这些作品面世之后，在学界并未引起足够重视，既未充分研究其书法艺术，亦未判断其艺术水准。本文对华察存世的四件书法作品了细致的梳理和考辨。由于这些作品主要为华察晚年所书，故其致仕后人生观的改变，以及由此带来的审美观的成熟，无疑会对这一时期的创作产生重要的影响。通过研究华察晚年的诗歌风格，并以此为基础考察华察书法，可发现其书愈到晚年愈精彩。华察书法师承二王，法度精雅，用笔清劲娴熟，结字奇趣横生，晚年书作不事雕琢、随意自然的艺术风格，充分体现了达观通透的人生观和冲和恬淡的审美境界。以华察晚年书作置诸明代帖学的背景中去考量，完全不逊于吴门书家群，可被视为明代书法史的补充。湖北江陵张家山西汉墓葬出土的竹简《算数书》中记载了古代粮食计量的方法，经验证具有较强的科学性。结合此方法，可以对洛阳地区勘探发掘的战国、隋唐时期的仓储粮规模有一个比较直观的认识。其中，战国粮仓发现74座粮窖，大约可储粟米2514万公斤，约合当时83.8万石；隋回洛仓有7余座窖，大约可储粟米2.72亿公斤，约合当时784.9万石；隋子罗仓记载共有6余座粮窖，大约可容48万石粮食，约合今1267.2万公斤；唐含嘉仓天宝八年(749年)时储粮达583.34万石，约合今1.亿公斤，几乎占据了 粮库储粮的一半，其仓窖数量应在4座以上；唐常平仓发现了32座仓窖 斤。对这些仓储粮量的研究，既可以加深对粮仓规模的认识，还可以对当时 的农业经济状况有比较直观的了解。孙养素是清代河南淇县人物孙徵兰之父，墓志中记录了孙养素夫的生平事迹，和新出的孙振仍墓志相互印证，可补淇县孙氏家族谱系。墓志的撰写者为明末清初书画家王铎，王铎和孙徵兰为同年进士，墓志记录了两人的交情，及孙徵兰任与家庭情况。墓志为研究孙徵兰及其家族以及王铎等了重要的实物。运城万荣县发掘的元八年(72年)薛儆墓是山西唐代墓葬考古的重要收获。这座墓不仅规模大、级别高，还发现了一些令人费解的异常现象，如墓志中谥号空出、天井中发现石人和石柱头、墓道填土中夹杂有壁画残片等。以往研究多认为薛儆墓有僭越之嫌，并未深察，本文通过细读墓志并参考以往发现，分别对这些现象提出了新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