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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对新见三枚明末李自成农民印章的讨论，知晓大顺政权在政权建设时，不仅设置了大量的地方行政职，同时也设置了不少学等辅助性质的职。在整理目前所见李自成遗印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李自成农民印章的用字问题和该农民在巴蜀地区的活动，并纠正了文献中有关用印制度的错误记载。文中指出印章因避李自成父亲名字之讳，禁止"印"字入印，而改为"契、信、符、记"等专称，成为其一大特色。从现存的李自成遗印实物情况看，明末大顺农民在巴蜀地区也一度控制了不少地方，而并非传统上认为巴蜀地区完全为张献忠农民的势力范围，可补相关历史记载之缺遗。近年来随着学术交流的不断深入，美国芝加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收藏的碑帖拓本日益为人们所关注，《宋拓赵侍郎不流本游相〈兰亭〉》就是其中之一。该本为游相《兰亭》"己之二"(第五十二种)，翻刻于一"九字已损"、"五字未损"的定武古本。由于卷改册装，其上"赵氏孟林"骑缝印被一分为二，十分罕见。在目前关于"赵氏孟林"的文献记载尚不充分、明确的情况下，可以从已知的游相《兰亭》拓本装潢钤印定式本身入手，对其进行分析。检览统计若干游相《兰亭》相关信息，笔者认为，赵孟林是明初晋藩朱棡装潢人的可能性较大。作为游相《兰亭》标志要素之一的蓝纸隔水，则是经朱氏收藏后重新进行装裱的一个显着特征。而同一取材、或有或无的蓝纸小签上所标注的"天干编次帖本名称"，亦是游相《兰亭》标志要素之一，或许正是出自赵孟林之手，当然也不排除朱棡亲笔的可能。新发现的汉中平五年雒阳县男子□□卿地铅券是冥世的土地私有权凭证和早期道教实施镇墓安魂、驱鬼解谪活动的遗物。地铅券的实质是镇墓文，它袭用阳世土地契约的格式，注入了冥间隔断死生、厌镇鬼神的内容。本文论述了河南博物院赴意大利罗马威尼斯宫博物馆"汉唐中原"展览，策划中思考的重点问题和解决方法，以及展览通过意大利设计师形式设计的包装，所呈现出中西、古今和谐统一的展出效果，并指出该展览为今后的展览设计的可供借鉴之处。约翰内斯·维米尔是17世纪的荷兰画家，其作品仅有不到4幅存世。美国莱顿收藏《坐在维金纳琴旁的年轻女子》的作者归属问题在艺术界曾引起很大争议，后通过技术手段分析画布材质、颜料使用、绘画手法等，基本确认为维米尔的作品。本文通过分析维米尔的生平和生活环境，探讨其创作背景。凭借对维米尔其他作品中色彩和光影的运用，分析这幅画作中的相关技法。此外，对画作中的局部细节进行研究，包括女子的发型和发饰、椅子、乐器、黄色披肩等，结合维米尔的创作模式，将《坐在维金纳琴旁的年轻女子》与其同期画作进行比较研究，分析画面中的隐喻。水陆画是以图像遗存为特点的物质文化遗产，其中蕴含着涉及历史、民俗、宗教、艺术等方面丰富的信息，如果以"图像学"研究方法入手，深入发掘水陆画的各种文化内涵，使之不仅成为艺术史、美术史的研究素材，而且更可能成为历史学、民俗学、宗教史，乃至整个文化史研究的经典范例。多友鼎以其长篇铭文和丰富的内容，成为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史料。笔者经考证认为，金文"广伐"一词为专用贬义词，并非指战争规模，而是专指外族或敌方对周的"侵犯"、"进犯"。作器者多友不是郑桓公友，他只是武公的部将，研究者对于金文人名与文献人物的比较研究存在较多乱象，笔者认为金文铸人名不可能用借字，所以金文人名间的考证也不适用同音借。多友鼎铭文分别记载战后周王对武公的赏赐以及武公对多友的赏赐，是西周严格等级制度的反映，也体现了西周赏赐制度的一些特征。至于多友鼎铭文所记京师、杨冢等的地望，有研究者根据新出尚父簋认为其地在山西新绛，笔者认为尚父簋的作器者不可能是杨侯长父，故其观点不能成立，且京师也不可能是指宗周镐京。多友鼎铭文所记京师和杨冢的地望，只能在陕西豳地。2年连云港海州区双龙村西汉墓M1出土名谒M1︰3，整理者释作"孤子曰平侯永"。本文考证"曰"字当释作"西"。西平侯永，即见于《汉书》的西平侯于永，为西汉宣、元时期丞相于定国之子。名谒中于永自称"孤子"，显然是在其父去世不久。据史书记载，于定国死于永光四年(前4年)，子于永继承爵位，当时尚不满3岁。又据考于永嗣侯位2年即薨，《外戚恩泽侯表》记为"二十四年"误，"四"当属衍文。如此，M1︰3名谒可能出现的时间为公元前4至前2年。又同墓所出另一枚M1︰29名谒记载"弘农太守匡"，据考即见于《汉书》的张匡。此人在河平四年(前25年)任太中大夫时上书"陈日蚀咎"，升擢弘农太守在此后。因此M1︰29名谒可能出现的时间为公元前25年之后。综合两枚名谒的信息，M1的下葬年代可以确定在公元前25至前2年之间。目前许昌地区发现的汉代陶器主要有熏炉、壶、耳杯、井、磨、仓、灶、奁、鼎等，类型比较丰富。本文对许昌地区现藏部分陶器进行了类型学分析，并参考相关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成果，对年代进行了大致推定。综合而言，许昌地区的两汉陶器在形制、工艺等方面，与两汉时期的主流文化面貌大同小异，能够代表并反映当时的技艺特征、工艺水平以及人们的审美倾向。郭豫才先生是我国新史学和早期考古学的先驱之一，他以辛勤的工作和聪明才智，在史学界早期创的杂志《禹贡》上，发表很多研究文章。之后，他又担任了琉璃阁墓地发掘的主持人，对琉璃阁的器物进行研究。他所撰写的《说毕》、《说豆》等6篇文章是 基础的关于琉璃阁的研究成果。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法西斯侵略，敌人的飞机在的大地上频频丢下。郭豫才先生与河南省博物院的几位同事为了保护河南省珍贵的文物，冒着战火辗转三个省， 把文物运到重庆，使 的 得以保存。建国后，郭豫才先生是西南师范学院的重要创人之一，为新的高教事业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