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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出土的《大周处士郭君墓志铭》是墓志铭的"别体"，是武则天造字的实物见证，所运用的《春秋》笔法，展现了书撰者对唐王朝的眷恋之情同时体现了我国"讳"文化的意蕴，是一幅具有拙中见奇、古朴刚健风格的书法艺术珍品。闻尊是一件新见西周铜器，目前对其铭文的释读尚未完善，尤其是其中"朕采田外臣仆"一处，为整篇铭文中的一个重点，在释文、断句及释译等诸多方面，尚需进一步探讨。这一处应该独立成句，无需点断，意思是"监管(那些居住在)我的食采田外围的臣仆"。其中的"外"与其前的"田"构成一个方位短语，而非与其后的"臣仆"构成一个偏正短语；""作动词，意思是"监管"；"田"是食采的具体名称。曾经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右策宁州留后朱记"铜印一直被作为五代时期的典型文物，实际上从印文内容看，这种判断有待重新审视。综合多方面特征来看，此印应属于唐代，原因如下：其一，印文中之"右策"可能是右神策的简写或省称，虽然这种称法并不多见，但此印文中之"右策"与多件已出土茶托铭文和铭文砖上的"左策"不约而同地证实唐代左、右神策曾经一度简称"左策"和"右策"。其二，宁州作为唐代神策京西北诸镇的驻地之一，与神策有直接关系。其三，作为名，"留后"之称属于唐代特殊地方制的产物，而作为凭证，唐代就有把印称为朱记之先例。这些特征均证明"左策宁州留后朱记"属于驻地在宁州之神策外镇中留后印。而备受争议的、甚至是劣迹斑斑的神策在唐朝灭亡后再未重新出现的历史事实，证明保留许多唐代历史信息的印，不可能在右神策已经停废的五代时期行用。诚如是，则"右策宁州留后朱记"作为印其使用的时代只能是唐代，不可能是其他，因此，我们认为中晚唐时期的断代较五代之说更符合历史实际。倒契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真实地反映了我国清朝时期蒙古地区的土地制度和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是研究清代蒙地移民、永佃制、文化变迁等方面的重要实物。洛阳民俗博物馆藏倒契特点是主除出钱地之外，还需每年缴纳粮租，也就是说主出的并非土地所有权，而是其使用权。本文通过对山西地区所见商代青铜礼器进行系统梳理，明确了其类型学划分标准，认为其在器物形制及组合方面与中原商文化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周边同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影响。依据器物的年代分析结果，大致将其发展历程划分为三期，在殷墟文化三期时发展至繁荣，该地区的商代青铜文化内涵也在这一时期初步形成。本文对令鼎铭文一些关键字句和藉田礼的举行时间、仪节及其与燕射礼的及其他相关问题作了新的考释与论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令鼎铭文没有记时语，所记大藉礼是周昭王在初春耕时举行的一次藉田礼，王驭、耕、觞均是藉田礼的重要仪节，觞在藉礼与射礼两个礼仪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其举行地点西周时期是在藉田礼的现场，春秋战国时期则改在太寝，名称也由觞、飨食而变为劳酒；这次大藉礼的礼仪行事有些流于形式，说明当时礼仪制度的践行就已经始向草率方向发展；溓宫应释为康宫，该铭又为康宫原则增添一例证。夏商周时期钺的权意义源于新石器时代。北阴阳营文化的石钺始代表墓主人的事身份，崧泽文化的钺始代表事统帅权，良渚文化中钺及其代表的权地位更加重要。大汶口文化的玉钺象征权，而龙山文化中玉、石钺的意义分化，陶寺文化中玉钺代表的权社会地位较高。夏以钺代表权，或受了陶寺和龙山文化的影响。14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成都市大邑县高山古城遗址中部进行发掘，发现了灰坑和墓葬等遗迹。出土的遗物有陶器、石器、动物骨骼等。根据所出陶器的器形和纹饰特征，推测这批遗存主要属于宝墩文化期，部分堆积时代可能略早。这批材料有助于认识高山古城新石器时代遗存的文化内涵与时代特征。广西合浦双坟墩DD2和桂平大塘城M31的建墓方式、随葬品特征都与江浙地区的土墩墓高度相似，此乃争议颇多的越人南迁观点的有力佐证。辨析福建、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发现的土墩墓和相关遗存，可以梳理出越人南迁的一条主要路线，即越人经由浙江南部、福建进入岭南的两广，甚至到达越南北部。8年，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在洛阳市洛龙区关林路南发掘了一座西晋时期墓葬。该墓为双室砖券墓，由长方形竖井斜坡墓道、封门、甬道、前室、过道和后室组成。随葬品有陶器和钱币等。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品推断该墓的时代为西晋中晚期。该墓的发掘，为研究洛阳地区西晋时期的丧葬文化和晋墓的分布等了重要。12~214年，对斯皮尔古城进行考古调查与。该城规模较小，呈长方形。城墙以树枝叠筑、两面再立木桩建成。在城内发现两座方形房址，其中大型房址F1以土坯砌墙，小型房址F2则为木骨泥墙。在城外发现成排的树干和篱笆墙，在城内采集到一些建筑木构件和陶片。初步推断该城的年代为魏晋时期。河南博物院所藏并展出的熹平石经两件残石为亡佚已久的《乐经》，通过此两块残碑证明《乐经》确实存在，且至少在秦火以后的东汉，《乐经》亦曾经以儒家经书的形式立于洛阳太学门外，本文认为《乐经》的真正亡佚时间应该晚于汉献帝初平元年之董卓焚烧洛阳宫室之劫。